摘要:綜述與評價。
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綜述與評價

當触摸電影的時刻

  當我被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關於舉辦《博群電影節:光影行李箱》新聞發佈會時,讓我暗暗吃驚的是,沒有幾間媒體出席,感覚很小型低,我看了看參與港臺影片放映的片單,有將近二十來部劇情片和試驗片,前後的時間安排都要持續兩周多,叫電影節的方式與片量當然不能與正規電影節來比,比如中國大陸已做開好多屆的中國“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那的確是國家花了大量公絮舉辦的正規電影節。  
  像北京這様政府級別的號稱“大學生”的電影節,確因為內地體制的致命缺陷而變質。香港影業在九七後大滑坡,大批影業藝員流失中國大陸及海外,曾譽為僅次於好萊塢的香港電影模式同樣在異化,本人從2012年、2013連續兩年詳盡觀察與考察了“香港國際電影節”。坦率地說,儘管作為“香港電影節有限公司”的運作主力鄭子宏、張兆輝、李焯桃等位都非常敬業努力,但“香港國際電影節”終已變成“花帽子”,對香港而言不能不説是個悲劇。 
  據我所知,在北京創辦這様一個大學生電影節的初始階段,北京師範大學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學校有一批具有思志情懷的電影追索者在,他們又带動了兄第院校的同道們的聲援與支持。而香港中文大學此次的償試,我本人對此舉動十分地敏感。當然,我並不瞭解和清楚校方舉辦博群電影節的真實用意,我逐字逐句仔細研讀了校方傳訊及公共關係處散發的PRESS RELEASE。並首次見到了中大“博群電影節”的倆位策展人馮家明和曾慶宏。 
  而據介紹:馮家明1995年畢業於中大藝術系,現是位三十開外的影評人,而曾慶宏則是現中大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曾任過中大電影學會會長一職,二十來歲。他倆可算校友,讓小曾講:馮家明應為其良師益友。 
  這馮、曾這二人都在會上作了介紹,基本印象頗為低調,但又頗有微辭未能盡意,他們各自都有感概,並一致對臺灣影業及校園覌影議影頗具好感。因為是就事論事,不是影評會,涉及方面未觸及,而所到記者圽無更多見敎提問。  
  初初瞭解到校方有個取悅“中大人”的“博群”文化系列,比如“博群花節”及“博群書節”。此次是“博群電影節”,校方是否僅僅用於“取悦”?在筆者看來,還并非這麽简单,中大師教人才濟濟,各院系、学科治研的動力很具潛實力,而學科的再發展并逐依深化,在我看來,無疑應是校方颇為认可的長遠决策。故我另有所思的是:此次辦節,是件益好之事,打算就此話題向馮家明和曾慶宏發問。中大僅僅是辦完此次“電影節”就算了事了嗎?我個人認為,中大擔當電影學科拓展的歷史责任的澩研與施敎的重擔,已幸運地落在肩上。 
  我認為,中大“博群電影節”是個好話題。我並不想就事論事,而是想借題發揮。看得出,既然香港中文大學校方力求廣納賢修真學育高才,那麼切入“電影學”這個命題,將有幾個重要的話題可深入,比如香港本土電影的興衰、中港臺兩岸三地電影業的錯動與起落等。本人即可從為中大出謀劃策的角度,分題析講切入的內容,先觀片與參予座談考察狀態。

                                                             流動光影的電影思考

  中港臺兩岸三地(澳門因無電影業未算在內),是同種同文的華廈子孫共息之地,中國人的民族與土地。但社會體制和人文取向及價值觀卻很不相同。由於歴史原因,政治主張完全不同,電影的生產製作與發行放映,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中國大陸,電影長期以來被政黨政治化和標語口號化。這個前提,自1949年10月以後就鐵定下來的,秉承的是蘇俄領袖列寧與史達林關於電影的階級鬥爭宣敎學說,鮮明的執政黨特徵十分地濃重而無所不在。 
  因為“四九易旗”前後是兩個截然不同政治主張的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和北京中共政府)的鬥爭,實質是你死我活的爭奪政權的鬥爭,最終釀成了無數次國內自相殘殺的大規模戰爭,牽連禍害了成千上萬無辜百姓的生命、財產。這是中國近現代史最慘烈的大悲劇。
  而香港在“九七回歸”前後,同樣有政體絕然不同的兩個政府的置換質變(港英總督政府和中共主權政府)。所以,要顧及歷史狀態真實和時代社會巨大變遷的事實。這對電影業必然有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這種變遷帶來的影響,沒有根本性的益處,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皆是弊大於利的負面結果。
  中國大陸的電影,要講民國電影和中共電影,在中共電影發展當中,又包括了延安電影、十七年電影、文革電影和改革開放的後現代電影。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八年抗日戰爭年代,在國共兩黨一致抗日對外的時期,國共兩黨儘管明爭暗鬥不絕,但在抗日這個大決擇中達成了“一致對外”的認同。雙方都在拍電影,其中有劇情片和紀錄片在內。很明顯,盡管政治主張各異,但影片的人文底線圽是“抗日救亡,不當亡國奴”是共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左翼文化勢力却借助抗日抓紧了滲透國民黨電影業的脚步而步步深入,這是當年不爭的事實而成為國民黨主權執政時期直至垮臺的虛弱無能表現的歷史事實。當年的上海明星、聯華等影業公司正是這樣的真實狀態,兩面人格的藝人不乏其人。 
  今天看來,大陸中共主權地區拍攝了很多抗日劇情影片,相當一部分對國民黨政權及其軍隊的正面戰場抗日的描寫,皆是歪曲和丒化的,嚴重顛倒了黑白是非。這正是嚴重違反歷史真實的作法。是執政黨的錯誤本性與決策決定的。電影喪失了歷史的真實和公正的社會責任,這樣的電影即是傷害國人和民族情感及人格尊嚴的偽電影。
  儘管中國大陸電影業分國共兩個執政黨階段,但政黨制約文化都非常淩厲。統起來講,影業的代表人物費穆、夏衍、陽瀚笙、李萍倩、史東山、蔡楚生、沈浮、張駿祥、水華、淩子風、王為一、王家乙、謝晉、謝鐵驪、謝飛、黃健中、吳天明、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姜文、馮小剛、吳子牛、賈璋柯、張楊、王全安等位等位導演藝術家。製造了像阮玪玉、蝴蝶、王人美、趙丹、白楊、秦怡、張瑞芳、金迪、張圓、王丹鳳、王曉裳、王心剛、張勇手、孫道林、田華、劉曉慶、潘虹、葛優、鞏俐、章子怡、趙薇、徐靜蕾、周迅、範冰冰等一大批明星。但,儘管他們智識很高,但大多數人的心靈不是受過傷害就是人格被扭曲的不在少數,特別是文革動亂的受迫害者。
  中國大陸在中共主政的六十多年,電影業國有化直至文革動亂結止。這期間,先有百花獎後有金雞獎乃直又有了國際認可的A級上海國際電影節。都由於政體原因,中國大陸電影如同“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趙丹臨終時說:“文藝管得太死沒希望!”這種敎訓,不僅始終沒有吸取改正,專制電影卻愈演愈烈,直至到“改革開放”三十餘年,電影墮落與遭踏得更不成樣子。這種格局的結果是:爛片成災,坑害國民。
  “四九易旗”的國民党政府及部分國軍迫移逃至臺灣獨佔一方至今,那邊叫臺灣電影的發展,同樣经历了挫折不断的曲折演变,但具有生命力的電影業幾十年發展至今。他們有個金馬獎頒獎活動,在亞洲乃至全球很有名氣。臺灣電影業的代表人物有李行、胡金铨、李翰祥(李翰祥,发掘了王星磊、宋存寿、朱牧等一批年青导演)、侯孝賢、楊德昌、魏德聖、徐漢強等位導演藝術家。臺灣製造了侯孝賢、楊德昌這樣極具影響力的新電影運動的夢工廠製作師,同時也製造了一批金牌明星甄珍、邓光荣、林青霞、林凤娇、秦汉、秦祥林等其中林青霞、王祖賢、張艾嘉、舒淇、任賢齊、周杰伦等位已成了中港臺竄紅的影視藝人。 
  當下中國大陸的主流文化呈現出來的混沌,或者說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已民族(應視為多民族組合的大家庭大民族)的如真動魄的精神內核。憑心而論無疑對時下的大眾文化,如電影、電視劇、戲劇、音樂舞蹈等各類藝術帶來困撓甚至阻滯。這種情況具有普遍性,而變革的形式主義也是普遍存在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傳媒動機的淺膚和偏執。宏揚國風文化的人本內核的國民精神到底是什麼?很值得探研,還不僅僅是探研,這是需要進入實踐的變革行為。一個大行為,一個撥亂反正的人本行為。時下,出現的權貴文化、奴才文化和痞子文化的大亂流,還並沒有引起人們對它的危害性足夠的認識。
   “九七回歸”的港英政府撤離前的百年當中,電影業逐步發展壯大,而發展到年產量百餘部的黃金年代。香港電影業的代表人物關文清、張金炎、方育平、嚴浩、李漢祥、李晨風、秦劍、岳楓、王家衛、王晶、徐克、許鞍華、陳可辛、周星馳等位等位導演藝術家。香港製造了李小龍、成龍、洪金寶及周星馳,也制迼了一批像鮑方、夏夢、石慧、林翠、吳楚帆、紅線女、謝賢、胡楓、李麗華、林黛、姜大衛、邵音音、蕭芳芳、周潤發、梅豔芳、梁朝偉、張國榮、張曼玉、李連傑、劉嘉玪、劉德華、張學友、曾子丹、謝霆峰、張佰芝等一大批明星。在其中袁和平、劉家良、陳勳奇、爾冬成等位動作與製作師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執政黨管理國家(或地區)的執政核心,我個人認為其根本點是:立法、公正、公信力、民主、人權與現實中國大陸社會最常講的和諧這些內含。包括澳門在內的兩岸四地的政府都應該這樣,特別是中央政府。這是發展電影的基礎條件。但,時至今日中國大陸主權電影,遠遠仍未完善立法,電影發行放映沒有分級制約束,審片仍以執政黨意識行事。這都是很關鍵的直接闗乎中國大陸電影與衰的大問題。
   香港,已成為中共主政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已置換成直接由北京中共中央政府管轄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菅理。
   電影業出現低谷而開始滑坡,甚至逐年衰落每況愈下,是預料中事。曾經被譽為僅次於美國好萊塢的香港模式已漸消結喪失。但香港獨樹一幟的殖民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不僅具有華人市俗特質,西方文化亦薰染至深。有人說香港就是一個“超級唐人街”,從某個角度看,也可以如此說。當然,這並不客覌。但香港曾經輝煌的電影模式是否可以再來?目前看來,毫無期待。政體的更替已嚴重制約了香港電影模式的新生。 
   實際上,“九七回歸”講的是主權回歸,並且鄧小平承諾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並不是一切的回歸,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和人文價值觀也要回歸嗎?這當然是不可以的。可能嗎?有可能,但十分地艱難。五十年不變的提法,十分的形而上,説不變其實已經在慢慢地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這叫“滲透”。
   國民敎育,不能因地置宜就是滲透,所以很多香港人很不情願很反感。本人認為,這即是主權治港的偏差。而執政黨的政黨政治,對於國民與社會不可能不產生牽引和影響。面對這様的多元而複雜的政體與社會,影人自身無法選擇而受治其中,而電影製作都會因強權政治對電影業帶來諸多局限甚至限制。 

                                                 觀影意義:讓你懂得自已是誰?

  中大博群電影節:光影行李箱終在三月十八日晚七點,在校園山頂的新亞書院圓形廣塲舉行了露天放映開幕式,中大校長沈祖堯敎授親臨現塲,發表了即興演講,他希望在中大的青年學生不僅僅要讀書,同時還要讓學生們分享到豐富多彩的校園多元文化生活,而電影正是校園多元文化最重要的一種。在校內舉辦電影節,就是告訴大家,不但要讀書學知識,讓同學們觀看20餘部片子,要讓你懂得自已是誰?
  本人認為,沈祖堯先生的一席話言簡意賅,這應該正是中大培養學子的治校育人的基本精神。當晚放映的電影,是臺灣攝製的紀實性劇情片《KANO》(片長180分鐘、導演馬志翔)是一套銘志勉勵平凡而深刻的嘉農一隻壘球隊成長的故事,中大電影節選擇這部影片作為開幕式,十分地符合校園精神。這部影片情節與內容凝結著濃重的人惰味和特定時代與社會的生活氣息。以真實的史事鋪陳,以純真淳厚的民風和嘉農這只壘球隊的成長水乳交觸。 
  饒有興味的是,拍攝風格十分寫實且毫不造作,這是一種真實時代與社會背景下的自然再現,而沒有強加製作者的任何涉及時政方面的主觀行為。《KANO》的創作與製作,是臺灣電影獨到優長的特點彰顯得鮮明突出,是當下中國大陸電影根本沒法兒達到的劇作認知高度和藝術表現的造化水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表達“銘志勉勵”這個永恆主題上的生動如微和真如動魄。
  香港,一直以來被偏面誤指為“文化沙漠”的提法,由來以久持續多年。通過多年的電影踐行的香港,特別“九七回歸”以前漫長的歷史時期,它亳無愧色而自豪地孕育了香港電影模式。這是香港歷史對全人類最有力的回答: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認知。
  我在想,研究香港電影和香港電影模式,並作為一門藝術門類的重要而有機的大學專門學科的設立,已具備了歷史與現實交替的成熟期,所以我才有理由闡明:中大擔當電影學科拓展的歷史責任的澩研與施敎的重擔,已幸運地落在肩上。即张扬人类電影價值觀的核心要点,就是展示出人類樸實價值所體現出來的人格力量。
  面對中國電影或者中國人自已的電影,我早好些年就撰文講過:我們需要一些震撼心靈的普通人的故事題材,它應該都是反映和表現我們中國普通百姓的故事,充滿普通人對美好生活追求的執著情感,在平凡的故事中展示出人類樸實價值所體現出來的人格力量。
  而面對中國大陸的電影製作與放映,我一直認為:在當今現代經濟大潮迅猛的中國現實社會中,人們有太多來自社會、工作和家庭多方面的精神壓力,由於經濟社會物質生活利益的要求越來越苛求,人們的生活座標發生了很大變異,人們的生存價值觀、道德價值觀、欲求願望觀念產生了很大的錯動,從而造成了人們浮躁情緒和功利意識愈來愈突出。其實,人們所臨對的這種來自經濟變革所帶來的挑戰,是極需要精神心理調整的。我們嚮往美好安定的生活,仍然要從道德需要認識自己在這個社會中的自我位置和價值。美好、平和和安定的生活,並不是單單靠追求物質利益即可實現的,那種普通人所具有的熾樸的親情和替他人著想的可貴精神,仍然是我們所要在力宣揚的。 
  本人始終以為:電影,作為最能引起人們心靈變化的精神性消費藝術,作為電影的經營者和創作者,你不可以不去顧及社會效果。所謂社會效果,就是你能夠給予人們多大的娛樂愉悅收益和安撫人們心靈的作用。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審美標準和人的價值取向標準。
  所以夲人認定:電影,是安撫人們心靈的一種最好的藝術形式,如果我們緊緊抓住當今時代脈膊,用我們樸實感人的普通人的故事,來反映和表現出一種人類價值樸實價值觀的精神,從而讓我們通過電影喚起心靈的震撼力,讓人們獲得一次心靈的淨化和心靈的安撫,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來談談電影價值觀的起因和目的。
   
                                             鮮活,非常簡單的電影但蘊涵著不簡單

  在進入中大“博群電影節”的覌片檔斯的程式當中後,我的確有些興奮,有那麼一股子感覚甚好的興奮。這是我最近幾年裡面對電影的一種極難得的直覚,3月19日下午到中大伍宜孫書院演藝廳看一部美國紀錄片《Inepuality for AII》(2013/英文版/89分鐘/導演:Jacob Kornbluth/中文譯名:《不平等的時代》)。
  偶與同樣來觀影的在中大修讀碩士研究生的上海女孩王抒玉相遇。她說:非常喜歡電影。相談之下,才發覺她不僅喜歡電影,而且很熱愛中大。這兩點要求跟本人產生了強烈的共嗚。細問之下,她是在自已修研電影而碩研生不是以電影為本宗。是這樣的話,我心底便明白了許多。
  中大,綜合學科看似繁雜卻有條不紊,而且施敎設施及環境甚佳。我著重局部剖析了該校各院系的師資狀態,是呈顯出一種開放式的不斷充實專師授敎的校策,而且注重師資的實力和獨當一面的能力。另一個最深刻印象是,非常注重教員的“別具一格”的施敎本領。我將展望中大的未來。
  在此談論中大的校園電影節時,在談到當下人類的電影時,在談到中國兩岸三地中港臺的各自電影業時,我們不能不提及伊朗的阿巴斯這個人。阿巴斯,是當今國際影壇堪稱大師級的人物,而且獲得了國際公認的電影大師、日本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的首肯。黑澤明說:“雷伊(印度導演)去世時我非常傷心,後來我看到基阿魯斯達米(即伊朗導演阿巴斯)的作品,上帝派了這個人來接雷伊的班,感謝上帝!”
  阿巴斯曾說了這樣一句令人思考的話:“對我們而言,電影是導演的媒介。”什麼是媒介?就是傳播、溝通、展映和交流。什麼又是導演的媒介?當然都是。阿巴斯十分肯定的說:“電影是導演的媒介。”那也就是說,電影的傳播、溝通、展映和交流,對阿巴斯來說,他通過自已的電影,為此作為媒介,他是看得十分重要的。  
  傳播、溝通、展映和交流。作為香港地區的中文大學,它的高等敎育國際地位的確立,同樣體現了這種思想。中大校園電影節的意義在於,它通過展映的電影,並以此作為媒介,不僅中大師生受敎,而且把我這样的人引進中大校園同樣受敎。 
  瞭解和研究臺灣電影最近最新具有代表性的劇情片和紀錄片作品及其這些臺灣導演的電影生涯,和他們在從事本土電影創作與攝製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將會對探究中大未來的電影施敎的縱深本質意義具有現實價值。相题之下,我本人當然是赞許臺灣電影的一个中堅份子。 
  本人早些年就撰文批評過中國大陸電影的作風敗壞,曾這樣地評介過:電影,從來就被世人看成是名利角逐場。能拉出來一個劇組也算有很大本事了,人員呢?夠志同道合嗎?夠能力和齊心拍戲嗎?關鍵是題材合用嗎?將來大眾觀影者受看嗎?一位年輕的獨立電影人應亮導演笑談說:“有些導演很會做秀,這很可笑!尤其獨立製作的人,就應該探究電影本身,而不是別的什麼奇怪的東西。”應亮,正是賈樟柯期待的更年輕的電影人,他雖然初出茅廬還並不老到,正因為他的率真和實在,他才會呼喚出:“做電影的人,就應該探究電影本身,而不是別的什麼奇怪的東西。” 
   事實是:當下中國大陸內地影視文化的製造者和傳播者,在他們當中“奇怪的東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可見,如果人們性情於與金錢暗中媾合,我在此借用一位有見識的經濟學家的話說,那“生出來只能是醜陋的怪胎。”創作者的性情觀,會致創作于天堂或者地獄,在電視吞併電影的混亂年代裡,不少做電影的人“造夢”的品質也愈來愈低下粗俗,電影不僅沒有做好,卻把電視劇也做得不成樣子。

                  2014年4月10日
   
  
                                       選自陳帆《追逐電影狂奔》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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